“逢雨必澇”已經成為我國中東部城市面對暴雨的通病。

城市連年“看海”到底應該歸咎于誰？未來的城鎮化過程中，應如何避免內澇風險？氣象部門應當做些什么呢？記者為此分別采訪了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、中國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教授倪允琪、國家氣候中心首席預報員葉殿秀。

葉殿秀認為，從大的氣候背景來看，極端暴雨事件發生的頻率在增加，而一些城市低標準的防御設計不能抵御新的、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所帶來的沖擊，導致災害損失愈加嚴重。

倪允琪說，在氣候變暖的情況下，城市容易成為暴雨襲擊的目標。城市大量使用空調、冰箱使得室內溫度下降，在熱平衡作用下，必然導致室外溫度上升。大量溫暖空氣抬升后與冷空氣相碰撞，就會使得市內降雨強度比周邊地區更強，加之城市粉塵量較大，容易形成雨核，這使得城市容易成為暴雨襲擊的中心地帶。

“這也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，城市發展速度與基礎設施，包括排水系統不配套產生的結果。”程曉陶進一步解釋道。在我國，城鎮化異常迅速的發展使得政府不得不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供水、供電等最急迫的生活基礎層面建設上，因而無暇顧及排水系統的規劃。此外，供電、供水部門往往各行其道，做不到“舉案齊眉”，步調統一。

那么，在未來城鎮化的過程中，是否可能實現“先地下、后地上”的理想呢？對這一問題，專家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。

程曉陶告訴記者，供水供電可以計價收費，但是雨水從天而降，無法分配到每家每戶，因此，投資需要政府主導，政府規劃。此外，以往供水、供電等各個部門各自為政的現象也會阻礙共同溝（即在小區建設之初，提前修建一條溝渠，將供電、供水，以及排水管線等全部埋入這一共同溝之中）的建設，這需要各級政府以及相關部門通過改革創造出新的機制，更好地促進各個部門之間的協作，打破部門各自為政、單打獨斗的行為方式。

除了加強各部門協作，還有一些相應的法律法規亟待建立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日本、韓國等地的做法值得肯定。比如在日本，每個小區如若鋪設水泥地，增加徑流量，投資商就需要對此承擔責任，如建設相應的雨水調節池，“消化”增加的徑流量。

而對于已經建成的老城區，程曉陶認為“生米已經煮成熟飯”，不適合全盤推翻，可以采取多措并舉的方法，彌補現有的弊端。

以往，排水部門盲目強調加大城市排水管道的寬度，容易造成河水滿溢，河道周邊出現漫溢的現象。因此，程曉陶提出了“源頭控制”這一新理念。由于下墊面的變化，使得原本“體型較胖”的洪峰變成尖陡體型。一般來說，洪峰越“胖”，行洪能力越強，而尖陡型洪峰卻很可能導致洪峰超出行洪能力，用排水系統抽到河湖之中的水容易“滿溢而出”，造成水漫金山的局面，因此，“削峰”不失為源頭控制的良策。而消峰的方法可以不拘一格，如將落在樓頂上的雨水用管道暫時接入雨水調節池，待洪峰過后再排入河中；此外，將綠地周邊加高，使綠地成為臨時的積水“儲蓄所”，也能避免洪峰疊加，起到削峰的作用。

程曉陶同時提出，極端事件百年一遇，為此而設計建造高標準的防洪體系成本高、利用率小，并不劃算。最為合理的做法便是增加承載體本身的抵抗能力。而提高承載能力需要通過進行災害教育、災害演練、完善應急預案等方式來組合實現，在受淹不可避免的情況下，這種做法可以有效降低災害損失，使得災害過后，承載體能夠迅速得以恢復。

在預警預報之外，未來，在城鎮化建設的防洪過程中，氣象部門還能發揮什么作用呢？

倪允琪認為，在此方面，氣象部門大有可為，比如氣象部門可以建設一個內澇預報系統，根據各地的排水速度、降水速度的差別以及各地的地形特點等等，便可以預測出哪個地區在出現強降水時最可能發生內澇。“這樣的系統在天津已經建成。”倪允琪告訴記者。

作為水利部門專家，程曉陶特別指出，氣象部門的監測預警信息是彌足珍貴的。“例如南方降雨的‘五十年一遇’和北方降雨的‘五十年一遇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根據氣象部門對于過往數據的加工加之對未來趨勢的分析，便能給予規劃部門較為合理的建議。”

專家提出，預警預測還應當更加精細化，因為即便在紅色預警區域之中，各個地區受淹的程度也不盡相同。在此區域之中，也可以細化出紅、橙、黃、綠等不同區域，提醒在紅色區域的公眾需要加倍小心，綠色區域的公眾則不必進行過多的防備。

此外，預報本身存在不足或者過度的可能性，因此進行風險評估十分重要，如可以將城市劃成幾公里一個的網格，將每個網格的風險臨界值公之于眾，使得公眾出游時能夠避免險情。

“氣象部門在預報預測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，而在未來，精細化的發展方向會對防御洪水起到更大的作用。”程曉陶如是說。